子病毒测试呈阳性。他的血压一下飙到了150/100。到这个时间点，他所在的牢房已经被隔离了十四天而没有任何人生病。但是，就在我和阿斯加里通话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新的被拘留者被带了进来，牢房里所有人都有暴露的风险。“我要为此抗争！” 他说。阿斯加里挂了电话，几分钟后回电话告诉我，如果我在一小时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他很可能被关入了独立牢房，然后我应该给他的家人打电话。十分钟后，在囚犯们欢呼的背景声中，他又恢复了和我的通话。
阿斯加里带领整个监舍的人围住入口，他告诉警卫，他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不会屈服。他的狱友们支持他，新来者最终被带走了。“现在人们很高兴，”阿斯加里告诉我。“没有人表现出丝毫软弱。” 阿斯加里说，当新的警卫们来换班时，他们也很感谢他：由于他的所作所为，警卫们也感到更加安全。目击现场的一名监狱工作人员后来告诉阿斯加里，当阿斯加里誓言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时，他感到很兴奋。当他问狱友们是否也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时，每个人都大喊道：“是！” 该工作人员告诉阿斯加里：“我感觉自己像在看电影。”
阿斯加里的兴奋劲大概只持续了三天。他的右腿开始肿胀，紫色的瘀伤沿着一块从未受伤的骨头蔓延。从床边走三十米到牢门拿取分配的药品或是上个厕所都令他痛苦不已。他坐轮椅的要求被拒了，护士只给了他一些冰块。最后，他去看了医生，医生怀疑他血管中有血块栓塞，让他尽快去医院接受超声波检查。医院的医生也怀疑是血块栓塞，尽管可能因为血块太小，无法在超声波上显示出来。医生告诉移民局阿斯加里他不能乘坐飞机，于是驱逐出境的计划再次被推迟。阿斯加里似乎并不感到有多遗憾。他告诉我，如果在美国再多待一会儿，他可能会被授予人身保护。他说：“我想向这些人证明他们错了。”
阿斯加里对目标的追求是不屈不挠的，而这样的目标总是存在。医院给了他一副拐杖，但使用拐杖又会让他背疼。没过两天，他就把拐杖送到了回到了护士那里，并留着一张纸条，要求配一辆轮椅。有人告诉他规定不允许。为了抗议，他请狱友将他放到床单上拖着去想要去的地方。(他笑着告诉我：“他们在地板上拖得太快了，我的屁股就像着了火。”)他还问护士，他是不是应该自己拖自己？一天，一名警卫悄悄在牢房里放了一个轮椅。阿斯加里将这些胜利归功于他所谓的“一己之力”。他告诉我：“在任何情况下，一个无辜、独立、明智的人都会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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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恩，阿斯加里有时间反思自己的经历。某种程度上说，他一直生活在十字路口。1977年，他作为一名学生来到德黑兰大学冶金工程系，当时正值伊朗革命学生运动集结力量之际，学校的教职员工是运动的主要力量。当这场运动推翻了沙阿，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时，阿斯加里帮助成立了一个名为“圣战建筑”的组织，相当于与伊朗的美国陆军工程兵团。他协调工作人员修路、输水和收割小麦。两伊战争始于1980年，工程系学生转向军事后勤。为了将坦克转移到法奥半岛上，他们帮助设计了浮桥。这些浮桥必须在深夜从水下安装，然后用利用储气罐使其浮上水面。阿斯加里参与了五次进攻。他看到过尸体炸裂，一枚迫击炮弹降落在他身后，四周泥土沸扬。
阿斯加里之所以参加革命，并不因为他是一个宗教思想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他认为社会正义比任何国家理论都重要。当90年代他首次来到美国时，最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如此平静、有序的社会已经从残酷的资本主义机制中崛起。
他认为，在被拘留的这段时间使他对美国社会的了解比大多数美国公民更为完整。“我有社会底层的朋友，”他经常笑着告诉我。他和联邦法院系统耗了两年，又被移民局关了五个月，全都是因为FBI曾试图招募他而未能如愿，因为他的签证(如果确实是签证)没被盖章。现在，在德克萨斯州与路易斯安那州边界的一个移民局拘留所中，他正经历着所谓的“托克维尔时刻”。(托克维尔是19世纪法国政治家，“托维克尔时刻”指“民主的危机”。译注)
阿斯加里对美国依然一往情深。他惊奇地发现，他在每个监狱都可以拿起电话与新闻记者交谈，而且新闻记者可以发布他们想要发布的内容而不必担心受到审查。但是他最欣赏的是美国司法机构的独立性。
他说：“我是以伊朗人的身份出现美国法官前的。这位美国法官做出了有利于我却反对FBI的裁决。我荣幸地见证了他从陪审团的选择到最终审判的整个过程，以及他倡导公平与公正的方式。我相信这些属于普世价值观，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政府都应当尊重。” 他补充道：“我的律师同样作为政府雇员却全身心的站在案件中政府另一面。”
从司法系统落入移民局手中是件不幸的事。在那里，他看到了似乎与法院形成鲜明对比的价值观。他为囚犯数量感到震惊，认为这些人没有理由被监禁，而且对他们残酷的对待也与美国法律标榜的人性自由背道而驰。阿斯加里坚信，在从一个转移点到另一个转移点的廉价航班上，移民局囚犯的流转背后肯定隐藏着一条利益链。否则，他根本无法解释。
在美国法律的眼中，他和其他移民局的被拘留者到底是什么存在？他们待的地方昏天黑地。为了获得保释，那些因为要被驱逐出境而被监禁的人，必须首先证明他们没有逃逸风险。这些拘留只是行政性质的，而不是惩罚性质的，但他们却要和被判有罪的人关在同一个地方。
监狱是人际关系的大熔炉，在很大程度上，阿斯加里的经历使他对此的感受更加深刻。在牢房中，你无法藏在一个头像、一个银行账户、一项技能，甚至是自以为是的繁忙日程表后面。阿斯加里发现政府之间可能会试图统治或消灭彼此，但被迫赤诚相待的人们往往会选择合作。他一直是微观结构的学者，现在他了解到，社会属性来源于社会原子，而社会原子就是是处于原始状态的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是社会结构力量最深层次的来源。
在温恩，时光流逝。新的犯人有时会出现在门口，监舍里会有人放哨并组织狱友围住大门阻止其进入。阿斯加里因为腿上的新伤而再次就医，而医生也因此禁止他搭乘新一班不知是飞往克利夫兰还是德黑兰的遣返航班。他要求在洗澡时带一把塑料椅子，这样他就不必一直站着。为此他又得和规定抗争，而这规定存不存在有没有人记得都说不准。如果移民局能把他放回女儿家里，阿斯加里说：“给四天的时间就行。我只想在家看看电视，吃吃波斯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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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下旬，阿斯加里的牢房不再隔离：囚犯们被迫与其他数十个囚犯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