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世伟洛克获得的有关在进行碳处理之前钢铁的化学成分数据。阿斯加里的律师说，他是出于困惑而将这些数据转发给了自己：磷和铬的含量与世伟洛克订购钢种的行业标准不符。阿斯加里得出的结论是，要么样品有缺陷，更可能是世伟洛克的仪器未校准。

最后，检方指出阿斯加里的学生曾向伊朗石化工业相关的研究所提出项目提案，内容正是关于低温渗碳的。该学生大肆宣扬他老师的经历，并吹嘘说阿斯加里在美国获得的技术填补了伊朗的空白。在证人席上，该学生清楚地表明，他是在将项目提案提交到研究所之后才给阿斯加里发邮件的，而且阿斯加里最终认为该项目提案不可行。

这就是起诉的核心：一封阿斯加里从未要求也从未使用过的“配方邮件”，错误的数据集以及一个学生并未获批的业余项目提案。签证和电信欺诈的指控同样也脆弱不堪。辩方提出了撤消所有指控的动议。

7

格温接受了辩方的动议。但是他还没有准备好驳回此案：他发现案件的论点很有趣，并希望写一份意见做备案。在这之前，他要求阿斯加里一直保持保释状态。阿斯加里的律师向法官保证，一旦该案被正式驳回，阿斯加里将被驱逐出境，乘坐商业航班返回伊朗。

法官没等到写备案的机会。检方显然感到案件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便悄悄地通知了移民局，让他们不要再推迟将阿斯加里驱逐出境了。移民局是有权来收容它的囚犯的。格温法官离开法庭后不久，坐在旁听席中的执法官走近了辩方桌子，一把将阿斯加里拖进了移民局拘留所。

事件的转折令人震惊。阿斯加里刚刚在一名联邦法官的公正审判中被判无罪，但却要去监狱服刑。这明显是政府出于报复而采取的行动。(检察官里德尔拒绝接受采访。)

“他不需要你们强制遣返！” 纽曼向执法官抗议。

“跟我走，”执法官跟阿斯加里说，然后把他从法庭上带了出去。

法庭上只剩下了控辩双方，两边都默默无言。检察官背对着辩护团队，将文件塞进公文包中。布莱恩愤怒的走来走去，最后，他爆发了。他说：“这简直胡扯！就知道胡说八道！”

8

在阿斯加里被撤销所有指控的那天，他被拖入了长达七个月肮脏漩涡，进入了美国司法体系无法企及的庞大监狱系统。在移民局的领域内，不会有任何公开文件，也没有法律听证会。他的联邦辩护律师无法帮助他。

他被带到了东北俄亥俄劳教中心，一所位于扬斯敦的私人监狱，那里收容了已被定罪的罪犯和移民局的犯人。他来的时候囚犯们正在担心水痘的爆发流行，夜里还有危险的犯人不停的踢打房门。这里的食物使他感到恶心，他只能吃从小卖部那里买到的拉面和干蔬菜片。

他所在的监舍里容纳了40多名移民局囚犯，其中许多来自斯里兰卡、印度和孟加拉国。他们的入境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人因为被那些在美国寻求庇护的年轻人的理想感动，而在丛林中长途跋涉了好几个月。“他们是哥伦布的真正追随者，”阿斯加里跟我说。有人教他泰米尔语，还有人跟他说佛教的事。他说：“我告诉他们，如果有人想学习任何有关物理学的东西，我可以帮忙。” 他一周给我打好几次电话，我们会一直聊到他的电话被切断。有一天我告诉他，我去了纽约的电子显微镜实验室，看到了他买过的那种仪器。那天晚上，这是两年来的第一次，他梦到自己正在使用透射电子显微镜。他告诉我：“我正在做各种各样的操作和化学分析，分辨率超高。我疯狂的享受这种感觉，而且醒来后感到非常放松。”

他还试图结识一些高安全级别的囚犯。其中有个缅甸的囚犯非常沮丧，头上蒙着毯子一整天都躺在床上。阿斯加里挥舞着棋盘去敲着他的窗子，不久那个缅甸人就和他下起了棋。阿斯加里在牢房门外，缅甸人则站在椅子上，这样他就可以看到棋盘并指挥棋子移动。该囚犯企图自杀，一名警卫请阿斯加里和他谈谈。阿斯加里发现他正在赤身裸体地不断冲撞着囚室的门。“他的脸……他还是走了，”阿斯加里告诉我。

几乎每个星期，他都会有一项新的事业，并和蔼可亲地为惩教人员牵线搭桥。当一名警卫没收了囚犯放在窗台上的牛奶纸盒时，有人向阿斯加里解释说，某个毒贩在监舍的玻璃窗上打了个洞来分发货物，牛奶纸盒就是用来挡住窗子上的洞的。阿斯加里抗议说移民局囚犯和毒贩不同，又没做错任何事，只是想在喝咖啡时加点牛奶。他主张说那些滥用牛奶盒的囚犯应该失去手或者—上帝保佑—其它身体部位。最终他赢回了牛奶盒。

三个月后，阿斯加里在深夜被转移到了托莱多南部的塞内卡县监狱。塞内卡比扬斯敦还糟：一个大房间里放了60张床，床和床之间只隔了三英尺，一个淋浴房，三个肮脏没有隔间的厕所，不间断的噪音和光线。与移民局囚犯在一个囚室里的有刑事罪犯。所有这些阿斯加里本可以接受的。但是，他与移民局人口管理负责人的第一次对话却短暂地打击了他一下。该机构显然已认定他为制造麻烦的头头。“我对你很了解，”她告诉阿斯加里。“不要试图成为这里的主角。”

阿斯加里一声不吭的回到了自己的小床上。他过去做的那些事，像劝诱、鼓动、解决问题和维持和平，只是为了能支撑自己在扬斯敦可以生活下去而已。他对我说：“耗费两三年和一宗莫须有的诉讼进行战斗，我一直在受到惩罚。”

尽管如此，他还是调整了心态。几周后，他开玩笑地说：“如果我必须被移民局关起来，这里是首选之地。” 与本地囚犯混在一起使他充满活力。他为那些因为绝望而陷入毒品和犯罪的囚犯们感到同情。“他们是来自偏僻地方的男孩，”阿斯加里告诉我。“我真的很喜欢他们。” 他又开始教授有关可再生能源的知识了，包括：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太阳能电池等等。他甚至开始觉得那个警告过他不要出头的那个负责人是他的“好朋友”。他满怀爱心地告诉我：“她只是刀子嘴豆腐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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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阿斯加里曾承诺要自行离境，对他的长期拘留让人不能理解。他的律师们认为这是出于恶意的。辩方团队首席律师纽曼说：“我们国家简直是强人所难。” 阿斯加里不停的思考这所有的不公。他没有偷偷入境，他获得了签证也付了款，他为什么要受到惩罚？

如果说有什么能和等于阿斯加里的意志不相上下，那就是移民局的官僚主义的惰性。他所咨询的移民律师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该机构迷雾一般组织体系的阻挠。有人比喻说：“我向墙上扔了一团屎，然后每隔一会儿墙就会不停地扔回来。” 阿斯加里的案头文件被各个机构毫无结果的踢来踢去：移民局强制清除行动组、联邦调查局、海关和边境保护局、